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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注冊馳名商標反淡化制度的理論反思
知識產權網 新聞來源:admin 發布時間:2016/3/30 10:48:24

  ——以2009年以來的35份裁判文書為樣本

  內容提要:

  2009年以來,跨類混淆的理論基礎、注冊馳名商標跨類保護的邊界以及“搭便車”的體系歸屬,是馳名商標淡化機制法律適用中的三個典型問題。其答案可概述如下:跨類混淆立足于混淆理論,《商標法》第13條第1款和第3款應作修正;混淆理論與淡化理論之間既有排斥又有兼容關系,應通過“相當程度的聯系”來劃定淡化保護機制的邊界;“搭便車”具有獨立于“淡化”之外的清晰涵義,這類行為不宜由商標法調整,應進入反不正當競爭法評價。

  標題注釋:

  本文為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領域知識產權重大立法問題研究》(14ZDC020)、2014年中國法學會課題《商標功能的侵權要件地位及損害判定研究》【CLS(2014)D09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2015年上海市社科規劃青年課題《“互聯網+”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沖突與協調研究》(2015EFX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我國注冊馳名商標跨類保護制度建立于2001年《商標法》第13條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出臺《關于審理涉及馳名商標保護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馳名商標司法解釋》),對注冊馳名商標的反淡化保護作出進一步明確和完善,其中的核心條款是第9條第2款①。《馳名商標司法解釋》在我國施行6年以來,學術界對反淡化制度實際運行狀況的研究并不多見,研究反淡化制度在司法裁判中的典型問題并進行理論反思,對反淡化制度的理論定位和司法適用均有重大意義。

  一、現狀和問題

  2009年《馳名商標司法解釋》頒布之前,注冊馳名商標的反淡化理論事實上已經進入我國的司法裁判。研究發現,法院運用淡化理論(無論是直接運用還是間接運用)作為論證理由之一的比例為31%;在100份判決書中直接運用“淡化”這一詞的有25份,從未提及但實質屬于淡化理論范疇的有6份。就論證模式而言,有21份判決書采取了補充運用模式,即首先依據混淆理論,再論證被告的行為具有淡化馳名商標的性質和危害,有10份采取獨立運用模式,即完全依據淡化理論。②

  2009年4月,《馳名商標司法解釋》將淡化理論予以制度化。根據該解釋第9條第2款的規定,啟動淡化救濟機制的條件如下:第一,保護對象是我國注冊馳名商標;第二,相關公眾認為被訴商標與馳名商標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第三,減弱馳名商標的顯著性(弱化),貶損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丑化),或者不正當利用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搭便車)。結合《商標法》第13條第3款看,還有第四個條件:在不相同或者不相類似商品上請求保護。

  2015年3月4日,筆者在北大法寶數據庫中檢索到適用《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9條第2款的案件共38件,排除2個案例評析和1個商標使用的案件,闡述該款法律適用的有效案件共35件。其中,侵權糾紛14件、行政糾紛21件;判定構成淡化的案件有16件,“弱化”型案件10件、“搭便車”型案件4件、同時構成“弱化”和“搭便車”的案件1件、未明確損害類型的案件1件;判定不構成淡化的案件19件,因缺乏“淡化意義上的聯系”的案件13件、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認定馳名的案件共6件。

  通過整理上述判決發現,我國馳名商標淡化制度的法律適用存在如下典型問題:第一,關聯混淆的理論基礎不明,導致有立法者和裁判者將其納入淡化機制中;第二,淡化保護的邊界不清,導致裁判者不能正確認識混淆機制與淡化機制之間的適用關系;第三,“搭便車”類型的體系價值模糊,導致制度移植的草率。具體分述如下。

  二、跨類混淆的理論基礎

  (一)跨類混淆的立足點

  有裁判意見認為,2001年《商標法》第13條第2款中“誤導公眾”,依其字面含義應理解為“跨類混淆”的情形,即相關公眾認為在后商標的所有人與在先馳名商標所有人系同一主體(即直接混淆),或二者具有特定關聯關系(即間接混淆),從而將在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上申請注冊的在后商標與他人在先馳名商標相混淆;2009年《馳名商標司法解釋》明確淡化保護后,我國注冊馳名商標的保護實際上可分為跨類混淆和淡化保護兩種。(29)在這種框架下,裁判意見認為跨類混淆區別于同類混淆,“對于類似商品或服務上的混淆認定,通常僅需證明到商品或服務構成類似這一環節即可。但對于跨類混淆則不然。……如果在先馳名商標所有人欲證明即使在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亦可能產生混淆,應另行舉證予以證明(如在先馳名商標所有人在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亦有使用行為等)。”(30)換言之,跨類混淆只有在如下情形中成立:在先馳名商標所有人證明其在非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亦有使用行為或者馳名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的生產者具有生產非類似商品或服務的行業慣例。這種裁判解釋的基礎是認為“誤導公眾”在我國商標法中與“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含義相同。由于2013年《商標法》第13條第3款完全沿襲了舊商標法的規定,按照上述邏輯,這個條款仍然包含跨類混淆和淡化保護兩種機制。這種解釋在理論上值得進一步商榷。

  根據商標法原理,普通注冊商標與馳名商標保護機制具有不同的保護基礎。商標法基于欺詐理論通過反混淆機制保護普通注冊商標,基于財產理論對馳名商標提供反淡化保護機制;“傳統商標侵權法主要關注于保護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來源不產生混淆或欺詐,而淡化法則保護所有人凝結在商標中商譽的投資。”(31)因此,“混淆”意味著商標權的效力限定于“相同或類似商品”上,因為在不類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通常不會對消費者構成欺詐。如果商標權人要控制“跨類”商品上的商標使用行為,則意味著商標權的理論基礎應延展至財產權,即通過馳名商標的淡化保護機制來實現。在這個意義上,“混淆”與“跨類”之間似乎存在內在沖突。

  但正如裁判意見所指出,跨類混淆只是一種保護例外。在商品跨類但具有關聯性的情形,如“摩托車”與“潤滑油”之間,摩托車的生產者極有可能同時生產潤滑油(無論從行業慣例看還是事實上確實同時生產),相關公眾對這兩種商品上的相同或近似商標產生混淆誤認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盡管請求保護的商標可能達到馳名程度,但此時只需在混淆機制中解決,而無需認定馳名商標。因此,應當將跨類混淆解釋為比較法通常所稱的“關聯混淆”,而不應規定在旨在提供馳名商標淡化保護的條款中——《商標法》第13條第3款顯然是一個淡化條款。然而,由于該條立法歷史和用語的模糊,裁判者常在淡化機制中處理關聯混淆,這在理論上有必要進行反思。

  (二)關聯混淆的體系歸屬

  16份構成淡化的判決中有1份是建立在認定關聯商品的基礎上:“‘顏料、油漆’與‘汽車及其零部件(不含輪胎)’商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屬于汽車商品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認定‘顏料、油漆’與‘汽車及其零部件(不含輪胎)’屬于關聯度高的商品。……如果準許被異議商標‘吉普車’在‘顏料、油漆’等商品上注冊,容易誤導公眾,致使克萊斯勒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32)這顯然是將關聯混淆納入了馳名商標的淡化機制中。

  在混淆機制中納入關聯混淆的做法早在1934年修改《巴黎公約》的倫敦會議上就已經成熟,是指針對主體身份的混淆。(33)分屬不同類別、但功能密切聯系的關聯商品,雖由不同主體生產,但相關公眾卻可能對這些不同主體的身份產生混淆,因為諸如摩托車與摩托車的潤滑油確有很大可能是由同一生產者或有授權關系的主體提供。我國關聯混淆理論的適用既涉及著名商標,(34)也有普通商標,(35)這些案件都是在混淆理論的框架中進行處理,將關聯商品解釋為近似商品。

  關聯混淆在美國法中的適用較為常見,這可能具有體系的原因。在美國,馳名商標的認定采取“普遍公眾”標準,門檻明顯高于我國和歐洲的“相關公眾”標準。如果恪守商品分類表,可能會使得達不到馳名標準的商標無法通過混淆機制獲得保護,從而出現保護真空,關聯混淆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縫隙。歐洲很多國家的混淆理論仍嚴格限定在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不涵括關聯商品或服務上的關聯混淆。(36)對于后者,法律交給聲譽商標制度予以補救。(37)歐洲法具有較廣的聲譽商標制度,而美國商標法則提供更寬的混淆概念,(38)這些都出于體系上的協調考慮。我國一方面吸收了歐洲“相關公眾”標準,使馳名商標認定門檻較低,一方面移植美國關聯混淆制度擴大混淆理論的覆蓋面,使反淡化與反混淆制度的范圍部分重合,損害不同制度的體系性和銜接性。

  本文認為,在混淆理論視野中觀察關聯混淆更具合理性,符合現代大生產的商業特點和相關公眾的認知規律,只是對“關聯商品”的解釋需要謹慎,不僅需要考察關聯商品之間的功能緊密性、銷售渠道的近似度,還要結合被保護商標的知名度和顯著性、相關公眾的范圍及重合度等因素,因此關聯混淆通常應適用于知名商標的保護,從而不致于過分擴大商標權的范圍,也與產生關聯混淆的商業基礎(知名商標的企業更可能出現許可或授權模式)相吻合,《商標法》第13條第3款應當刪除“誤導公眾”的文句。既然認為美國模式更具合理性,那么在另一方面我國應提升馳名商標的認定門檻,用“一般公眾”替代第13條第1款中的“相關公眾”標準,從而融合現行商標法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制度中的不同“公眾標準”,(39)提高馳名商標的質量。

  三、注冊馳名商標跨類保護的邊界

  (一)混淆可能性與淡化可能性之間的兼容和排斥

  16份構成淡化的判決中有4份在闡述理由時一并談及混淆和淡化,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ZIPPO案中認為,“唐鋒廠被訴商標與之寶公司的馳名商標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或者誤認為被訴侵權商品系之寶公司生產,或者認為唐鋒廠使用馳名商標獲得了之寶公司的許可,這一誤導行為勢必會減弱之寶公司馳名商標的顯著性,貶損馳名商標的聲譽,淡化馳名商標的馳名程度。”(40)需要思考的是,同一個行為能否同時導致混淆可能性和淡化可能性?

  馳名商標保護的必要性原則意味著只要能夠用混淆理論解決的案件,則沒有必要適用淡化理論。從創設反淡化機制的初衷看,“反淡化法特別地為馳名商標提供一種特殊和額外的救濟,這種額外的保護只能限于傳統混淆理論的擴張版都不能涵攝的情形”;(41)“淡化理論和混淆理論并非相同鐵軌上的不同站臺,由于具有相互獨立的判斷標準,它們是相互獨立的鐵軌”。(42)雖然混淆可能性可用于證明聯系可能性,(43)但淡化案件的論證目標一定是淡化損害,而不可能將混淆損害與淡化損害并列,也不可能同時適用《商標法》第57條第2項和第13條第3款。

  但在例外情形下兩者可能兼容,這只能發生在“相同商品或服務上使用相同商標”的情形,即《商標法》第57條第1項與第13條第3款可在相同案件中作為法律依據被援引。《商標法》第57條第1項的適用對象是普通注冊商標且不要求混淆可能性,因此該項不保護商標來源區別功能。歐盟案例法認為只有在商標投資、廣告或溝通功能受到損害時才能啟動該項。(44)第57條第1項和第13條第3款均乃基于財產理論保護商標的廣告、溝通和投資功能,這兩個法條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情形。具體而言,在相同商品或服務上使用相同商標的行為導致弱化、丑化或搭便車后果時,法院可以適用第57條第1項,該項為商標權提供絕對保護;也可以在認定馳名商標的基礎上適用第13條第3款。

  (二)“相當程度的聯系”的界定

  馳名商標的跨類保護是否具有絕對性,只要在一類商品上認定馳名就可享受在其他任何類別商品上的法律利益嗎?從商標法原理看,馳名商標保護制度涉及自由競爭與公平競爭之間的平衡,對馳名商標給予過寬保護將妨礙自由競爭,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35份判決中的13份判決給出了否定答案,關鍵因素在于“相當程度的聯系”。“相當程度的聯系”通常是指商標之間的近似度,歐盟案例法認為,馳名商標因淡化受到的損害必須基于在先商標和在后商標之間一定程度的近似度,這種近似度盡管不會造成相關公眾混淆,但卻創造了某種聯系。如果沒有這種聯系,就不可能發生淡化意義上的損害。(45)

  問題在于如何判斷“相當程度聯系”?參考因素應不止商標之間的近似度,商品之間類似度、相關公眾的重合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裁判意見認為,照相沖印、空氣凈化、陶瓷燒制等商品服務領域的消費者很有可能壓根沒有聽過“夢特嬌”,這些消費者在看到“夢特嬌”后不太可能將其與引證商標相關聯,認為兩者間存在某種聯系。(46)“茶、糖果”類與“白酒”類商品相去甚遠,在前者商品注冊“劍南春”應該也不會損害“白酒”上劍南春的利益。(47)商品之間相差越遠、相關公眾的重合度越低,“聯系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如果商品之間越密切、相關公眾的重合度越高,“聯系可能性”就越大,到類似商品和關聯商品的程度時,則進入混淆理論的范疇。

  是否只要“認定為馳名商標”且“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就能成立馳名商標淡化?對35份判決的觀察結論是肯定的,因為敗訴判決均源于上述兩個方面,而這兩個要件的證明確保了勝訴判決的得出,如此看來損害要件對裁判走向沒有實際意義。這一結論可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可口可樂案中得到明確支持,這份判決提到的淡化要件根本不涉及“損害”:“(1)在后商標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務的相關公眾對于馳名商標與其所有人在特定商品或服務上的唯一對應關系有所認知;(2)在后商標的相關公眾在看到在后商標時能夠聯想到在先馳名商標;(3)在后商標的相關公眾能夠認識到在后商標與在先馳名商標并無關系。”(48)

  從立法技術看,《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9條第2款既然已對損害要件作出明確規定,那么這三種形式的損害必然具有程序法和實體法意義。換言之,馳名商標所有人應該證明淡化損害,問題在于如何證明“淡化損害”的發生。歐盟案例法的標準是,“損害判斷應就個案所有因素作通盤考量,馳名商標所有人在弱化顯著性的案件中應當提交核定商品的相關公眾的經濟行為會因此而發生改變的證據。”(49)實質上,這種標準采取了“相關公眾”標準,以“相關公眾的經濟行為”來判斷損害未免太過嚴格且不可控,因為相關公眾經濟行為的變化往往會帶來貿易轉移,落入混淆理論的范疇,不能用于淡化損害的判斷。

  四、“搭便車”損害類型的體系歸屬

  我國《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9條第2款中“搭便車”類型直接借鑒于《歐共體商標協調指令》第5條第2款(50),從目前的判決看,我國法官不大認同這一類型的體系價值,如:“雖然上述條款中亦規定了‘不正當利用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的行為,但因其常與淡化或丑化行為同時并行存在,通常情況下其較難單獨構成一類損害馳名商標聲譽的行為。”(51)更多的判決對“弱化”、“丑化”、“搭便車”三者之間的區別不予明晰,法官通常采取“散彈”策略——將三種形式的損害一并作為理由,在16份構成淡化的判決中,有1份判決只用了“誤導公眾”而沒有明確具體淡化類型,(52)有1份判決認為同時構成“弱化”、“搭便車”和“混淆”,(53)有1份判決認為構成弱化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搭便車”。(54)

  (一)三種淡化損害類型的內涵與區分

  由于第9條第2款與《歐共體商標協調指令》第5條第2款之間具有直接借鑒關系,歐盟案例法關于淡化損害的解釋對理解這個問題顯然具有參考意義。根據歐盟法院案例法,當在后商標的使用導致識別度被沖淡(dispersion)且使公眾想起在先商標,商標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能力被削弱時,這種損害就產生了。(55)“弱化”通常發生在當在先商標能夠立即觸發與其注冊的商品和服務之間的聯系而現在卻不再具有這種能力時。從理論上說,“聯系可能性”的發生通常都會導致弱化的損害。

  當第三方商標使用的商品或服務被相關公眾認為將降低商標的吸引能力(power of attraction)時,對馳名商標“丑化”的損害就發生了。尤其當第三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具有對商標形象產生負面影響的某種特征或質量時,發生這種損害的可能性就會產生。(56)2009年以來,我國法院尚未審理過丑化類型的馳名商標案件,美國判決基本集中考量后使用人的產品性質,涉及不健康或質量低劣產品的案件通常會認定成立丑化,因為相關公眾會將這些質量低劣或不健康特征與在先馳名商標聯系起來。(57)

  所謂“不當利用商標的顯著性特征或聲譽”或“搭便車”(free-riding),這種行為無關對商標的損害,而關乎第三方由于使用相同或近似標記為其帶去競爭優勢。(58)只要在先馳名商標與被訴商標之間建立了“聯系可能性”,那么在先馳名商標的競爭優勢就可能被借用或“輸送”到被訴商標上,至于最終是否構成“搭便車”,則還需結合使用人的主觀狀態及客觀效果等綜合考量。

  這三種形式的淡化損害實際上具有非常明確的界限,“弱化”的損害對象是“商標顯著性”,“丑化”的損害對象是“商標的聲譽”,“搭便車”無關在先馳名商標的損害、而著眼于不正當利用在先馳名商標的顯著性或聲譽。這三種形式的淡化損害均以“馳名商標”、“相當程度的聯系”為前提條件,但具體內涵卻迥然不同。商業實踐中,一個行為確實可能既損害在先馳名商標的顯著性、使其識別能力下降,又損害其聲譽、導致在相關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受減損,還涉及攀附在先馳名商標的聲譽。

  (二)“搭便車”損害類型的應然歸屬

  “搭便車”行為的判斷通常需要對被告的主觀搭車故意進行考察。(59)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框架中的“不當利用他人勞動成果”案例類型,也以主觀搭車故意或攀附他人商譽的意圖為考量因素。(60)這樣看來,馳名商標反淡化機制中“搭便車”類型的構成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制止的“不當利用他人勞動成果”類型基本相同。既然能夠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予以制止,為什么還要將搭便車行為上升為馳名商標淡化的一種類型?

  仔細考慮發現,在商標法體系中移植“搭便車”行為類型違反馳名商標保護原理和邏輯同一律。“搭便車”類型的真正關注點并非對馳名商標權利人造成損害——如降低馳名商標的識別能力或損害馳名商標的聲譽,既然權利人的損害并非關注點(或不一定發生),那么就不能通過淡化機制為權利人提供保護;相反,如果通過淡化救濟機制為權利人提供保護,則將違背商標所有人中心主義的立法邏輯和商標法作為成果保護法的基本屬性。“搭便車”類型的制度原意或真正意圖在于矯正不正當的搭便車行為,是對行為人受益而非所有人受損的救濟機制,在體系歸屬上不同于弱化和丑化,應當通過行為規制法實現其制度價值,也即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提供救濟,比較法上通常就是采取這種路徑。(61)

  《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9條第2款在我國注冊馳名商標反淡化制度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當學術界仍有聲音在質疑新《商標法》第13條第3款是否規定了反淡化制度時,這一制度在我國商標法司法實踐中早已得到廣泛適用,并在經歷了一段波折的歷史進程之后再次站在保護的新起點、面臨新的保護形勢和需求,進一步加強馳名商標司法保護的規范化成為新歷史階段的重點。(62)整理和檢討反淡化制度的司法裁判,無疑對提高這一制度的規范化運用具有重大意義。

  反淡化機制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往往在馳名商標案件的裁判說理中無法繞開,這些理論問題一方面在單一法域的體系中呈現出“綱舉目張”的特點,一方面在不同法域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處理,馳名商標淡化機制具有突出的體系性和遷移性。就反淡化制度的適用范圍來說,它涉及(普通注冊商標)混淆理論與(馳名商標)淡化理論之間的關系、混淆理論的擴張與馳名商標的認定門檻等理論和制度問題,關系到商標法的整體制度安排和銜接;而“搭便車”行為類型的增設則處于商標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間的交叉地帶,在厘清這一制度內涵的基礎上,將其歸入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規范范疇更具合理性。(作者:劉維,上海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講師)

  注釋:

  ①該款將《商標法》(2001年)第13條第2款中“誤導公眾,致使該馳名商標注冊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解釋為:足以使相關公眾認為被訴商標與馳名商標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而減弱馳名商標的顯著性、貶損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或者不正當利用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的。

  ②李友根:《“淡化理論”在商標案件裁判中的影響分析——對100份馳名商標案件判決書的整理與分析》,載《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9、140頁。

  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69號行政判決書。

  ④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521號行政判決書。

  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367號行政判決書。

  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1)高行終字第631號行政判決書。

  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1)高行終字第817號行政判決書。

  ⑧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2010)楊民三(知)初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書。

  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491號行政判決書。

  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669號行政判決書。

  (11)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95號行政判決書。

  (12)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衡民三初字第29號民事判決書。

  (13)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620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68號行政判決書。

  (14)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1410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1118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1038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1086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1408號行政判決書。

  (15)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蘭法民三初字第91號民事判決書。

  (16)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蘭法民三初字第85號民事判決書。

  (17)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541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43號行政判決書。

  (18)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98號民事判決書、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終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1865號行政判決書。

  (19)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575號行政判決書。

  (20)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987號行政判決書。

  (21)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浙知終字第100號民事判決書。

  (22)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浙知終字第32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初字第1529號民事判決書。

  (23)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青民三初字第137號民事判決書。

  (24)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民終字第507號民事判決書。

  (25)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436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63號民事判決書。

  (26)《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2年第8期。

  (27)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749號行政判決書。

  (28)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466號民事判決書。

  (29)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669號行政判決書。

  (30)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669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541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43號行政判決書。

  (31)Mary LaFrance,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Lexis Nexis 2005,P.205.

  (32)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高行終字第575號行政判決書。

  (33)Christopher Heath,The System of 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in Japa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82.

  (34)“日產”、“NISSAN”,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初字第6672號民事判決書;“宗申”,見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05)渝高法民終字第194號民事判決書;“華素”,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一中知行初字第3743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高行終字第771號行政判決書。

  (35)“歐司朗”商標的保護,可見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常知民初字第31號民事判決書;“環球資源”商標的注冊,可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2)一中行初字第2128號行政判決書。

  (36) Marcus H.H.Luepke,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r Diluting a Famous Mark-A Perspective on The Blurred Differences Between U.S.and E.U.Dilution Law,98 TMR 789,818(2008).該文引用了如下案例:E.C.R.I-05507 Canon Kabushiki Kaisha,paragraph 29; BGH,2006 GRUR 941,942 paragraph 14-Tosca Blu.

  (37)在這個意義上,歐盟法使用“mark with a reputation”,而不用“famous”/“well-known”,表明歐盟聲譽商標淡化機制的靈活性和聲譽商標認定的低門檻。

  (38)Marcus H.H.Luepke,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r Diluting a Famous Mark-A Perspective on The Blurred Differences Between U.S.and E.U.Dilution Law,98 TMR 789,789(2008).

  (39)王太平:《論馳名商標認定的公眾范圍標準》,載《法學》2014年第10期,第63頁。如果商標僅僅在核定商品的相關公眾中馳名,而在尋求跨類保護的商品或服務領域的相關公眾中并不為人所知,商標的跨類使用就不可能對馳名商標產生淡化的危害。

  (40)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浙知終字第100號民事判決書。

  (41)J.Thomas McCarthy,Dilution of A Trademark:European and United States Law Compared,94 TMR 1163,1178(2004).作者在此文中批判了歐盟法院Davidoff判決和Adidas判決,歐盟法院在這兩個判決中均將淡化機制適用于競爭性商品或服務案件中。“作者認為混淆理論可用于解決競爭性或類似商品案件,沒必要再啟動淡化機制。”(1178)“如果將淡化機制也適用于競爭性產品案件,那么必將損害自由公平競爭并扭曲反淡化機制。”(1180)。

  (42)J.Thomas McCarthy,Dilution of A Trademark:European and United States Law Compared,94 TMR 1163,1177(2004).

  (43)See Case C 252/07 Intel,paragraph 42(ECJ 2008).

  (44)Case C-C-236/08 to C-238/08 Google,paragraph 75,76(ECJ 2010).

  (45)Case C 323/09 Interflora,paragraph 65(ECJ 2011).Also Case C 252/07 Intel,paragraph 30,31(ECJ 2008).歐盟案例法認為,判斷“聯系”是否成立時通常要考察如下因素:商標之間的近似度、商品或服務的緊密程度、在先商標的商譽、在先商標的顯著性程度、相關公眾的混淆可能性。

  (46)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68號行政判決書。

  (47)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95號行政判決書。

  (48)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一中知行初字第541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943號行政判決書。

  (49)Case C 252/07 Intel,paragraph 68,81(ECJ 2008).

  (50)任何成員國可以規定任何第三人未經商標權人同意不得在商業中,將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標記使用在不相同或不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只要商標在成員國享有聲譽且這種標記的使用行為無正當理由不當利用,或損害商標的顯著性特征或聲譽。

  (51)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高行終字第669號行政判決書。

  (52)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466號民事判決書:由于豆漿機產品多在廚房使用,與原告的燃氣灶具、抽油煙機等產品有關聯,被訴商標的使用足以使相關公眾以為被訴商標與原告馳名商標具有相當程度的聯系,誤導公眾,致使原告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

  (53)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749號行政判決書:該馳名商標的相關公眾為一般消費者,當其看到被異議商標所指定使用的商品時,會認為被異議商標與引證商標有相當程度的聯系,被異議商標的申請注冊會不正當利用原告馳名商標的市場聲譽,削弱原告馳名商標的顯著性,并容易導致相關公眾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誤認,進而損害原告利益。

  (54)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初字第01529號民事判決書:“卡地亞”品牌所具備的應有品質是原告卡地亞公司經過多年的努力取得的,而被告佛山市依諾公司宣稱其瓷磚商品“傳承卡地亞百年奢華魅力”,主觀上具有借助他人的商譽宣傳自己的商品,提高自身商品知名度的故意,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構成不正當競爭。

  (55)Case C 252/07 Intel,paragraph 29(ECJ 2008).

  (56)Case C 487/07 L’Oréal SA,paragraph 40(ECJ 2009).

  (57)See Mary LaFrance,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Lexis Nexis 2005,228.Also see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Inc.v.Pussycat Cinema,Ltd.,604 F.2d 200,205 (2d Cir.1979).

  (58)Case C 487/07 L’Oréal SA,paragraph 41(ECJ 2009).

  (59)《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2年第8期。

  (60)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第30號【小拇指案】,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終字第46號民事判決書。

  (61)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4條第9項;西班牙《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第2項。盡管充滿爭議,美國案例法上發展了禁用盜用原則。

  (62)孔祥俊:《馳名商標司法保護的回顧與展望》,載《人民司法》2013年第1期,第53~54頁、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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